思政第一课 |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

       10月22日，岭南学院院长林建浩教授以“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为题，为2025级本科新生讲授思政第一课。课堂在历史纵深与时代脉搏的交织中展开，带领学生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林建浩院长从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和新藏铁路建设两项工程出发，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路径的选择，更是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与文明形态的综合呈现。继而回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这是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风雨如晦，壮志难酬。2020年10月，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驻足凝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林建浩院长以《建国方略》为坐标，往前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看几代先锋人物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探索，清晰地展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到模仿西方“制度”（君主立宪），再到彻底革命建立“共和”（民主制度）。每一次更深层次的探索，都是对前一次回应失败的反思和对西方冲击更深刻认识的结果。尽管这些探索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它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传播了现代思想，培养了人才，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艰难序章。

       从《建国方略》往后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当前，看几代领袖是如何勾勒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体会习近平总书记那句“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是如何做到的。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前人探索成果基础上，结合国情开创的全新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以往各种现代化构想的超越与升华。

       自清末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思想演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早期探索的大背景。如今，我们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林建浩院长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相隔一百多年，但两者在核心内涵、历史语境和战略警示上形成了深刻的历史呼应：一是核心主题的呼应，体现外部世界剧变对中国的根本性冲击；二是历史方位的呼应，从“被卷入”到“主动塑造”；三是战略警示的呼应，强调危机与机遇并存；四是文明视角的呼应，都是不同文明形态的碰撞与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中国在历经百年屈辱与奋斗后，终于以平视的姿态重新审视世界、定义自身的历史自觉。从“三千年”到“百年”，变的是时间尺度和具体内容，不变的是对历史大势的敬畏与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大国，竟然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以和平的方式取得如今的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背后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不论是发现改革红利，还是开采改革红利，经济学家群体是不该被忘记或忽视的。

       林建浩院长以王亚南、张卓元、邹至庄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人生为脉络，勾勒中国经济学百年图景。王亚南是奠基者，他的工作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将外来理论“中国化”，为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构建提供了理论合法性与分析框架，其范式是宏大的、历史的、批判性的。张卓元是转型者与建构者，他身处改革时代，致力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政策导向的，范式上体现了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分析的过渡。邹至庄是融合者与引路人，他从外部将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引入中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对话能力，其范式是严谨的、数理的、国际化的。三人虽路径不同，但都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他们的贡献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从无到有、从封闭到开放、从定性到定量的演进，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思想变迁不可或缺的三座丰碑。

       林建浩院长还讲述了三位经济学家与中山大学及岭南学院的深厚渊源。王亚南于1940-1944年担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2025年，岭南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启动王亚南政治经济学讲座。张卓元于1950-1953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学系，2025年，岭南学院将拔尖班命名为“张卓元班”。邹至庄于1948年在岭南大学就读，并于1989年担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首任名誉院长，2025年，岭南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合作的“金融学+计算机”双学士学位项目定名“邹至庄班”。

       林建浩院长指出，站在当前时点向前看——经济学的“未来已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当中国逐渐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时，国际形势将更加动荡，风险和矛盾将更加突出，国际政治博弈将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多适用于国际政治相对稳定的环境，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长期处于国际政治动荡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制定不得不考虑这些新变化，这些都是对经济理论创新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外部冲击频发并非中国所特有，已成为全球重大经济挑战，是一种新的全球性现象。这些冲击并非单一爆发，而是多种冲击和风险组合出现，这些冲击不是偶然的短期现象，而是有其长期根源和积累过程。换言之，经济学理论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也不是中国特有，而是属于整个国际学界。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逐渐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和重塑国际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经济学理论需要回应人工智能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经济学研究范式则需要适应甚至主动把握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方法论变革。

       他还指出，当我们讨论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尤其是讨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需要向后看——“过去未去”，需要看到巨变背后那些“不变”。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需要建立在对历朝历代改革成败得失的理解之上，建立在对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史的理解之上，建立在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要义的理解之上。在这个未来世界走向扑朔迷离的时代，重新关注大历史，关注人类社会演化的法则，也是经济学者的必修课之一。如果我们往回看得不够久远和深刻，我们将丧失对自身局限性的清醒，丧失时空链接的能力，最终导致目光所及之处不够广阔，判断不够准确。了解历史，尤其社会经济史，不仅是我们智慧的来源，是我们创建新理论的宝库，还是中国认同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本架构，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

       最后，林建浩院长鼓励同学们在求学时要拥有广阔的学科视野，学习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掌握规范先进的研究方法。找到让自己可以投入极大热情的研究领域，坚持自己的学术志趣，展现自己极高的悟性与韧性，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观照对话中保持独立思考和锋利感。所有的理论都是需要大家去反思和质疑的，而不是简单接受。希望同学们立志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勇攀经济学学科高峰，将来做有价值、有意义的高深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