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 以优质政务服务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登录一次“粤省事”，“刷脸”要刷好几次？近日，广东省政府推出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的这一使用细节遭到不少市民吐槽。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中观经济学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徐现祥看来，这一现象折射了在粤营商的多重切面：一方面，市民“吐槽”密集，说明广东数字政务服务供给充分、使用普及率高；另一方面，在完成准入流程优化、夯实数字化基座等工作的基础上，广东已具备进一步向纵深优化营商环境的条件和实际需求。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是为企业长久经营提供有力支撑的切实之举，也是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未来，随着‘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到实处，政务服务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望为广东GDP再贡献0.2%的增长空间。”徐现祥说。
营商环境优化重心
从“准入”走向“赋能”
南方日报、南方+：这些年，广东优化营商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徐现祥：从经济学视角看，营商环境本质上是政府向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提供的政务服务产品，政府是供给方，企业是需求方，二者的持续互动构成一个动态的政务服务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是地方政府在政务服务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
广东很早便着手市场环境建设，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为代表，持续压缩准入环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排名大幅提升并跻身全球前列。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创新跃升为全社会关注的议题。学界创新，产生论文与专利；企业创新，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政府创新的核心体现则是营商环境优化。三者共同构成社会创新的完整体系。
近年来，政府各部门苦练“内功”叠加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倒逼，使广东形成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完善制度框架。今年初，广东推出优化营商环境三大方案，全面提升企业发展便利度、法治保障水平和国际化营商环境，成为制度框架完善的标志性事件。
我们的调研显示，目前企业反映的营商环境问题中，准入端的问题仅占约2%，且主要集中于场所等少数具体领域。这说明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任务已从“准入”转向“赋能”，需要政府扮演好优质政务服务供应方的新角色。
南方日报、南方+：如何理解“政务服务供应方”这一角色？
徐现祥：各级政府应清晰认识到，政务服务同样是市场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市场主体是“政务服务产品”的需求方，政府是供应方，供应品质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从直观现象上看，行政效率的损失最终都是“企业买单”——如果企业需要为一个章、一份表来回奔波，生产线停工等待的时间、多聘请办事员的额外工资等，最终会体现为报表上真金白银的支出与账期，如能优化这些步骤，企业就能多出一部分利润空间。
这在我们的量化研究中已得到数据支持。2018年至2024年，我和团队完成了对73个城市的分层抽样调研，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区、市）。调研结果显示，该周期内，政府效率的提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0.2%。2024年，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更达到了0.28个百分点。调研数据建立的模型预测，未来，广东如能完全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将为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约0.2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分层分类供给政务服务
纾解企业“发展难”
南方日报、南方+：您曾撰文指出目前企业诉求从“准入难”变成了“发展难”，如何理解这一转变？广东应如何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徐现祥：围绕解决市场准入问题，广东已取得显著成效，市场主体数量井喷式增长，截至目前，广东市场主体已突破2000万户，广州、深圳的市场主体均超过400万户。
然而，市场主体进入后，场地、资金、人力等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并没有等比例地增加，因此企业感觉房租、人工越来越贵，产品竞争愈发激烈。从实际情况看，各类资源要素的供给需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要把蛋糕分好，就需要将营商环境作为资源分配的抓手。
针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应分类供给产业急需且暂时薄弱的政务服务。对传统产业，应探索成熟可靠的退出机制；对新兴产业，应增加各类准入场景供给。
此外，目前我国所指的“营商环境”主要集中在生产端，消费端的环境生态如何系统优化，探索仍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可结合国家大政方针与企业现实需求，率先探索优化消费端环境的一系列措施，让有活力的市场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南方日报、南方+：相比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应如何做好营商环境优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徐现祥：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两者营商环境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着力方向不同，发展路径应分层分类、各取所长。
粤东粤西粤北优化营商环境首要是摸清自身“家底”，将工作重心聚焦于服务好辖区的存量企业。这些企业扎根当地，其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是营商环境优化最直白、最现实的着力点。只有因地制宜满足其从设立、成长到壮大的各类需求，才能真正助推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营商环境一体化固然有利于资源高效配置，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小企业成长壮大后，若所需的高端要素供给跟不上，反而容易陷入“养大即走”的困境。唯有立足本地实际、找准功能定位、扎根本地企业，才能走出一条切合自身特点的营商环境优化之路。
粤东粤西粤北尤其应重点关注自身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有的地方聚焦经济发展，有的地方肩负生态安全之责，任务不一样，评价标准也不能一刀切。省级层面可探索围绕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设计差异化的指标评价体系，使各地发展的导向从以经济增长为主的“齐步走”变为各展所长、协调发展，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数字政务纵深发展
需组织协调技术应用“双轮驱动”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数字政务服务目前推行的情况如何？
徐现祥：广东数字政府的基础建设已经趋于完成，但基础条件与纵深推进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当前，“粤省事”等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虽已实现广泛覆盖，但企业群众多有吐槽“办一件事，刷几次脸”，这一现象折射出，数据互通的技术障碍并非难以攻克，真正的难点在于组织协调。
这一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信息化建设的起步逻辑是围绕单一职能部门构建垂直管理系统。因此，当企业办事时，若仅涉及单一垂直条线，流程可顺畅运转；一旦事项横跨若干单位，办事复杂程度便陡然攀升，这已成为企业反映最为集中的痛点之一。
因此，推进数字政务服务向纵深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从“方便职能部门”到“方便市场主体”的逻辑转换。下一步应以企业办事需求为导向，聚焦高频涉企服务场景，打破数据孤岛，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重构与系统整合，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让数字化改革的成效切实惠及广大市场主体。
南方日报、南方+：如何解决这些协调难题？
徐现祥：我们刚刚完成的研究发现，组织协调与技术应用“双轮驱动”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共性形态，但两者之间并非平行关系——组织协调是第一位的，技术应用紧随其后。
换言之，组织协调推进到哪里，信息技术才能固化到哪里；一旦某一流程通过组织协调实现了突破，就应迅速将其标准化、系统化，使之不再因人而异。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更具现实针对性。在西方国家，大量政府事项的低效率正是源于部门协同的结构性困难，其协调机制相对薄弱，多年格局保持不变；而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之所以能够快速提升，核心就在于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实现了“弯道超车”。
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的根本制度优势，也是跨部门协调最可靠、最可见、最可操作的抓手。面对跨部门协调事项，可探索建立“一把手”挂帅督导的机制，统筹协调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技术层面也便于迅速跟进固化。此外，一些地方成立营商环境局（厅）并设置对应联系部门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双轮驱动”的改革成果更好地呈现在企业面前，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办事流程的便捷与高效。归根结底，营商环境改革的推进离不开三大动力：各部门苦练内功的主动性、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顺畅性，以及企业堵点痛点对改革的倒逼作用。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协同发力，方能推动广东营商环境持续迈向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