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观点80 | 戴芸：财务报告监管如何影响企业信息披露和市场定价效率？一项实验研究
我院戴芸副教授与南洋理工大学包特长聘副教授、伦敦国王学院朱家华助理教授合作的论文“Financial Reporting Regulation in the Laboratory: A Case on Earnings Management”在国际管理学顶刊Management Science上在线发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财务报告监管的变化常常与经济、政治的波动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很难准确地评估监管政策的独立效果。例如，监管政策的实施可能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市场预期的调整以及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混杂在一起，导致我们难以找到一个“干净”的对照组来比较监管前后的变化。此外，财务报告监管不仅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结果，还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后果，这使得我们难以追踪从政策变化到企业行为再到市场结果的完整“因果路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实验，通过模拟一个简化的金融市场环境，让参与者扮演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角色，来观察财务报告监管如何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以及市场的整体效率。
模型框架
基于斯宾塞（Spence）的信号博弈理论，作者们首先设计了一个无财务报告监管的基础场景。在这个场景中，高收益管理者无法通过盈余管理有效地区分自己和低收益管理者，而低收益管理者则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进行机会主义行为。接着，作者们引入了两种财务报告监管措施：第一种是设定外生限制，允许高收益企业通过提升报告收益至低收益企业难以企及的水平，向投资者传递可信的信号；第二种是引入审计机制，审计的概率与盈余管理的程度成正比，这使得低收益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理论分析指出，外生限制能够将盈余管理从一种机会主义手段转变为高收益企业的信号传递工具，而审计机制则通过抑制低收益企业的虚假报告行为，显著提升了信息披露的质量。
实验设计
实验设置了四种不同的监管情境：无监管（基准情境）、30%的盈余管理限制（紧限制）、50%的盈余管理限制（松限制）以及审计可能性。基于信号博弈模型，这四种监管情境下的信息披露结果分别对应：存在机会主义的混同均衡、存在信号发送的分离均衡、存在机会主义的混同均衡、和管理者进行真实披露的分离均衡。
实验过程中，管理者首先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盈利信息。然后，管理者和投资者进入二级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通过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者的披露行为、二级市场交易行为、交易者获利情况的组间变化，作者们可以识别“财务报告监管—信息披露质量—市场结果”的完整“因果路径”。
关键发现和启示
实验发现，财务报告监管显著影响了管理者的报告行为和信息披露质量，且与理论模型的预测相吻合。具体而言，在实施外生限制的条件下，高收益管理者逐渐掌握了通过适度夸大盈利来向投资者传递信号的策略，而低收益管理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盈余管理行为。相比之下，引入审计风险的监管措施能够迅速抑制低收益管理者的盈余管理，使其报告行为迅速贴近理论预期。这些监管手段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提升了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而优化了市场定价效率，使得股票交易价格更加精准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盈利状况。
从市场福利的角度来看，外生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整体净收益，但引入审计可能性却有效提升了市场的总体利润水平。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不同监管措施对不同市场参与者（如管理者和投资者）以及不同收益水平的主体（高收益与低收益管理者）的福利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强调了财务报告监管在引导盈余管理从机会主义行为向信息性报告转变方面的重要作用。
方法创新
这项研究采用了全新的实验设计，将以往相对独立的实验公司金融研究和实验资产定价研究串联在同一个研究框架内，该方法论上的创新被审稿人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作者简介
戴芸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副院长。2014年于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
其主要研究兴趣为公司金融、中国债务问题、实验和行为金融学，研究项目涉及兼并收购、企业上市、薪酬管理、创新创业、僵尸企业等。
已有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Management Science，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上，获第二十二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青年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结题后评估“优”）和面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