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统筹推进财税改革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其中，新一年的财政政策也将“更加积极”。会议特别强调，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134.9万亿元，增速5%，其中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分别拉动2.2个、1.3个、1.5个百分点，贡献率依次为44%、26%、30%。内需合计贡献率达70%，成为稳增长压舱石。2025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回升至5.3%，高于全年预期目标0.3个百分点。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我国税收政策贡献功不可没。通过“减负担、增优惠、调结构”组合拳，在稳定市场预期、改善收入分配、引导资源要素流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确定性。

财税体制改革激活消费潜能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首要任务，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之下，2026年税收政策需着力优化税制结构，强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通过完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降低特定商品税率等，可将减税红利精准投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

       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由总需求的增长驱动。当经济中存在失业工人、闲置工厂产能等闲置资源时，增加总需求可以直接提高产出和收入，而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家庭消费是总需求最大的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可通过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来刺激家庭消费需求。如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可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尤其是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使其在取得相同税前收入时，拿到手的钱更多。而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更高，减税带来的收入增量会更大比例地购买商品和服务，转化为即时消费，并通过乘数效应快速提振经济。

       近年来，我国个税改革纵深推进，扣除项目既有“起征点”的基本减除费用，又有“三险一金”专项扣除，还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商业健康险、个人养老金等其他扣除，基本覆盖了大部分民生支出。“十四五”期间，国家聚焦减轻居民的家庭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的支出负担，不断完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既增加扣除项目“扩围”，又提高扣除标准“加力”，以新个税优惠进一步改善民生，取得明显效果。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24年，全国有超过1亿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其中，30岁至55岁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八成，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九成。从2021年至2024年度个税申报数据看，年收入居前10%的群体，缴纳的个税占比约九成；综合所得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个人，汇算后基本无需缴税。全国每年减少的个税负担转化为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极大地拉动了消费需求。

       税收政策还可以通过降低特定商品税率，直接降低商品最终售价，刺激消费需求。例如，进一步降低食品、婴幼儿用品等民生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或降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税率，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下降。在同样收入的情况下，提升家庭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刺激对这些商品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量。根据中汽协统计数据，由于消费税结构性调整和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2024年我国新能源车销量突破950万辆，零售额同比增长39.3%。另外，我国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实施增值税即征即退，退税比例有30%、50%、70%、90%和100%五个档次，也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产品价格，配合以旧换新补贴财政政策，提高了居民消费需求。

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有效投资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投资支出不仅是当期的总需求组成部分，更能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在短期和长期内增长。投资支出包括企业购买新机器设备、建设新厂房、增加原材料；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居民购买新建住房等，其本身就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投资增加时，它会直接增加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拉升总需求。同样，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总收入的增加量会数倍于最初的投资增量，乘数大小同样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

       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新工厂、新机器、新道路、新港口等投入使用，意味着经济体拥有了更多、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提升了生产能力和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更多的资本使得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生产效率更高，能生产出更多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新设备和新技术通常体现技术进步，能直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交通、能源、通信网络等公共投资则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从而提升整体供给能力。

       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形成规模经济。投资是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的重要载体，投资新的机器设备往往包含了最新技术成果，形成嵌入型技术进步。投资还能激励创新，为了追求更高回报，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会倾向于选择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的项目，促进研发和创新。大规模投资不仅建设新产能，还可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持续投资通过增加人均资本量实现资本深化，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投资是资本积累和长期生产潜力的核心来源，税收则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率、融资成本和投资意愿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其一，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直接提高税后利润。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投资抵免和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完成投资后的税后预期回报率，通过更高的预期回报率刺激企业投资决策，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入和新项目投资。其二，优化资本利得税，鼓励风险投资。通过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税率，提高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投资者在项目成功退出后的净收益，增加对初创企业和创新项目的风险资本供给。通过使股权融资相对于债权融资更具吸引力，促进股权投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三，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或税收抵免降低创新成本，允许企业按研发费用超过100%的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或直接抵减应纳税额，大幅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实际成本，直接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形成供给侧长期增长动力。其四，通过企业贷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降低债务融资的实际成本，鼓励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投资。最后，通过合理的股息税设计，如避免对利润在公司和股东层面的双重征税，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在我国现行税制中，除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低于一般企业标准税率10个百分点，还有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为120%，比一般企业多扣20%。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21年至2025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9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年底将达到10.5万亿元。其中，聚焦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6万亿元，占比达36.7%；2021年至2024年，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保持在29%左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降费7.2万亿元，占比达72.9%；发票数据显示，民营经济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由2020年的68.9%提高至2025年上半年的71.7%。中小微企业共享受新增减税降费6.3万亿元，占比达64%，极大地促进中小微企业投资和发展，解决了就业，并拉动经济增长。

财税体制改革服务“双循环”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其核心在于出口国际市场直接增加本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对国内生产、收入、就业和投资的促进作用，并可能带来长期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出口需求是总需求直接增加的组成部分，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机制，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将数倍于初始出口增加量。出口带来生产扩张，可以雇佣更多工人，降低失业率，还可以提高现有工厂和设备利用率，降低闲置产能。

       出口获得外汇，改善国际收支。出口创汇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于支付必要的进口，引进技术和设备，满足国内消费升级；还可以偿还外债，减轻债务负担；另外，出口创汇稳定了汇率。外汇充裕增强了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和经济稳定性，为经济长期增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出口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巨大出口潜力，外资进入直接增加我国资本存量，还带来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网络，进一步促进出口。出口促使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引进、吸收和开发先进技术，以满足国际标准。出口企业为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通常要求更高技能的劳动力，促进了就业者技能的提升和培训投入的增加。

       出口依赖国际竞争力，税收通过影响出口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来提升竞争力。一是通过出口退税和免税政策降低出口企业流转税负担，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出口促进税收工具。对我国商品在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并全额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已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降低出口成本，确保出口商品价格不含本国流转税，显著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或在同等价格下提高企业利润空间。二是降低出口企业所得税，提升利润与再投资能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增加其税后利润，使其有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出口生产规模；研发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市场；进行营销和品牌建设，增强长期竞争力；利润留存增加，有助于企业提升质量、技术、品牌等非价格竞争力。随着我国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构调整，通过所得税优惠支持高科技企业出口，对于出口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企业压价出口、间接补贴国外消费有积极意义。三是降低出口企业进口原材料和设备的关税负担，减轻进口成本。对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减免关税或实行保税政策，降低出口企业的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间接提升其最终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或利润空间。

       近年来，我国通过税收政策，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统计，我国出口退税提速增效，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2024年全国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10.1%，增加企业出口销售收入。根据深圳市税务局统计，深圳电子企业退税周期从15天缩至2天，资金周转率提升40%。同时，进一步完善自贸区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区内出口企业流转税和所得税负担。发挥跨境税收协定积极作用，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2023年至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新增12个税收协定，协定覆盖率达95%。2024年，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长8.7%，东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一大经贸伙伴。

挑战与应对

       通过减税刺激消费需权衡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财政赤字、债务风险。根据拉弗曲线效应，合理的减税才能通过刺激经济活动，扩大税基并增加税收。一方面是结构性调整，通过个人所得税减税增加消费者税后收入，通过增值税和消费税减税降低商品价格，同时增加资源税和环保税，实现绿色发展，并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个人所得税减税应重点减轻低收入者和劳动所得的税负，体现公平并增加乘数效应，防止税收优惠政策设计过度向资本倾斜，加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和内需基础。在需求不足时期，主要通过财政直接支出增加总需求和创造就业来刺激经济，并通过乘数效应尽快拉动经济增长。长期来看，要通过增加资本存量、提升潜在产出、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投资拉动增长的效果高度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质量，因此，以企业所得税减负为主的投资优惠政策必须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而非普惠性的减负。同时，消费刺激税收政策相对见效快，而投资和供给侧税收政策见效慢一些，存在政策时滞。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税收协调背景下，企业所得税减负需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最新规定，如要符合“双支柱”的最低税制原则等。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以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举国体制，通过优化出口退税结构、所得税和关税等政策，推动出口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胜劣汰，构建全面开放的发展格局，做强做大商品贸易，实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以此应对逆全球化的势力和美国加征关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一是完善个税制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效发挥了“调高惠低”的作用。例如，通过个税优惠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和居民换购住房，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进行计算纳税，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取得的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税等，并试行家庭联合申报，进一步提高公平性。

       二是加大优惠力度，着力降低经营成本。通过阶段性减免小微企业所得税、提高增值税起征点、扩大留抵退税范围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2025年一季度，全国支持科创与制造业的减税退税达4241亿元，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促进消费与投资信心恢复。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继续实施120%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5%，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15%。政策精准引导资源流向创新领域，2025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6%，有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培育。

       四是区域差异化调控，着力促进协调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框架下，探索地方试点对重点扶持产业实行税率弹性调节，进一步降低增值税负担。允许西部地区对新能源、大数据产业提供所得税优惠，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

       五是数字化征管，着力释放制度红利。全面推广电子发票，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使用数电发票的纳税人超过6100万户，开票金额占全部发票金额的比重超过90%。离境退税实行“即买即退”服务，压缩办税时间。税收大数据监测政策落实，确保优惠直达企业。2026年《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实施后，将进一步优化征管效率。

       2026年，我国应从“规模减税”转向“结构优税”，从“政策优惠”转向“制度激励”，从“被动落实”转向“主动治理”，在消费端增强居民购买力，在投资端降低企业成本、引导产业升级，在出口端提升退税效率、对冲国际规则风险，持续优化政策精准性与时效性，强化跨部门数据共享，使税收红利充分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为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目标提供持续、精准、可持续的财税支撑。

       (作者龙朝晖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吴钊为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客户经理）

主要参考文献：

　　①田鹏，“三驾马车”联袂发力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彰显[N].证券日报,2024-06-15(A01).

　　②荆文娜，提振消费，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N].中国经济导报，2025-01-07(002).

　　③马梅若，促消费扩投资双向发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N].金融时报，2022-12-20(001).

　　④张怀水，明年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N].每日经济新闻，2022-12-19 (002).

　　⑤郑青亭，中国经济仍有强大增长潜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拉动核心产业出口[N].21世纪经济报道，2024-03-2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