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师说 | 赵昌文：粤港澳大湾区应致力于引领全球“AI+硬件”革命

       在决胜“十四五”、布局“十五五”的关键节点，广东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标准、高质量谋划未来五年发展，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10 月 31 日，《南方日报》“专家观察”栏目推出我院赵昌文教授的专访报道，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应致力于引领全球 “AI + 硬件” 革命》为题，以下为报道全文：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十五五”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因为它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在接受南方+记者专访时指出，广东要牢牢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牛鼻子，放大“一国两制”的优势，将制度多样性转化为协同创新红利，构建差异化竞争力。

       赵昌文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无与伦比的“机电一体化”生态和“软硬结合”的天然闭环，大湾区要开创一种全新的“软硬一体、虚实融合”的产业范式，完全有能力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

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

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协同攻关

       南方日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广东在“科技突破支撑产业升级、产业需求牵引科技攻关”的互促机制上，已建成哪些关键纽带？

       赵昌文：总的来看，广东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工作很实、成绩很大。目前看至少已形成以下几个关键纽带。

       一是行业“链主”企业引领的垂直整合纽带。比如比亚迪、华为等，这些行业巨头既是高水平的技术供给者，本身也是巨大的技术需求方和应用场。华为的自研芯片和鸿蒙生态系统，是头部企业主动培育供应链、引领行业技术升级的典型案例。

       二是新型研发机构牵引的横向耦合纽带。比如鹏城实验室、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季华实验室等，这些机构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有效填补了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这是一种在产业与科研之间搭建的“双向奔赴”平台。

       三是产业集群内自发生成的生态协同纽带。比如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佛山智能装备制造集群等，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资本、中介服务机构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形成了创新要素的“热带雨林”。

       四是平台主导、政策支撑的战略性纽带。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各类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作用是解决单一企业不愿或无力投入的“卡脖子”问题，以及为整个行业提供前瞻性技术储备。这是一种弥补市场失灵、布局未来的战略纽带。

       南方日报：还需要填补哪些“衔接空白”？

       赵昌文：从实现更高水平的“互促双强”目标看，下一步仍需填补以下几个关键的“衔接空白”。

       一是“从1到10”的中试放大与风险分担。从实验室的“1”（原理验证）到规模化生产的“100”（商业化产品）之间，存在着风险最高、资金需求最大的“10”（中试、工艺验证）环节。需要政府、国企、民间资本共同设立更多专注于中试熟化的平台和基金，建立“中试保险”机制，降低转化风险，专门填补这一“达尔文死海”。

       二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概念验证”。需要大力发展和资助“概念验证中心”，专门帮助科学家筛选出有市场潜力的研究成果，进行早期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评估，并组建初始团队，将抽象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具体的技术方案，再交给企业去产业化。

       三是从高端零部件到工业软件领域的协同攻关。需要发挥“链主”企业和政府平台的牵头作用，组织“揭榜挂帅”，针对特定“卡脖子”清单，组建由整机厂、零部件商、软件公司、高校研究所构成的“创新联合体”，进行长期稳定的协同攻关。

       四是从复合型人才到技术经纪人的供给。目前既懂技术前沿又懂产业需求、既会科研管理又能开拓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需要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科交叉和校企联合培养；大力发展技术转移职业体系，通过专业培训和市场化激励，打造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化技术转移队伍。

       五是从全链条数据共享到标准互认的数字基建。需要推动建设行业级的数据共享平台，让产业数据反哺研发方向，让研发数据优化生产工艺；建立以产业贡献和价值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引导科研工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总之，未来的主攻方向应是着力填补上述“衔接空白”，构建一个更加网络化、制度化、韧性化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齿轮般紧密咬合、相互驱动的“互促双强”新格局。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服务网络

       南方日报：建设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亟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这个方面，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有怎样的作为？

       赵昌文：这是一场需要系统性变革并且必须打赢的硬仗。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破局和引领的独特禀赋。

       首先，要构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体系。传统的科研合作往往是项目式的，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体系要求战略导向、体系化布局和常态化协同。一是需要顶层的战略设计。比如，考虑成立“大湾区战略技术委员会”，可以由粤港澳三地的政府部门、顶尖科学家、龙头企业和顶级投资机构代表共同组成。委员会的职能并不是管理具体项目，其核心任务是进行“技术预见”，为整个体系提供战略方向。

       二是激活大科学装置的创新引擎作用。像散裂中子源这样的“国之重器”，可以考虑设立“产业用户计划”，为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专属的专家支持，降低其使用门槛。

       三是组建“使命导向型创新联合体”。这是执行攻坚任务的核心单元。牵头者必须是链主企业或是有极强工程化能力的平台型企业。

       四是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服务网络。整合知识产权服务、概念验证基金、中试基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跨境法律与财务顾问等，为“创新联合体”提供“弹药”和后勤保障，让其能心无旁骛地专注攻关。

       其次，要平衡短期产业需求与长期技术突破。平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机制，让短期需求能为长期突破提供方向和资金，同时让长期突破能为短期产业持续赋能。这需要一个“双向漏斗”模型和耐心资本的支持。一是“由远及近”的漏斗，为长期技术寻找短期落脚点。“创新联合体”的任务是将该技术分解，找出其中在3—5年内可能实现突破，并能应用于当前产业的“中间技术”或“使能技术”。

       二是“由近及远”的漏斗，从短期需求中萃取长期科学问题。“创新联合体”要将这些具体的、迫切的产业问题，翻译和提炼成一个个基础科学问题，然后交给散裂中子源、内地和港澳高校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会诊式”研究。

       三是以耐心资本与多层次融资为特征的科技金融体系。可以考虑设立“大湾区科技创新基金”，由政府引导，联合龙头企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共同设立，投资周期可达10—15年，真正支持那些“慢热”的基础技术和颠覆性技术。

       “十五五”期间，大湾区不应只满足于个别技术的突破，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持续产生突破性成果的“创新生态体系”，方能在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同时，为未来的产业变革埋下决定性的种子。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

主攻“AI赋能的实体产业”主赛道

       南方日报：当前，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演进，英伟达CEO黄仁勋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优势独一无二，是全球唯一同时具备机电一体化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您怎么看？

       赵昌文：黄仁勋的观点非常深刻，他所说的机电一体化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本质上就是指全球顶级的硬件制造能力与前沿软件算法的深度融合。这种独特性源于大湾区几十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所积淀的、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硬科技”与“软实力”的闭环。

       一是无与伦比的“机电一体化”生态。大湾区尤其是珠三角，一定程度上就是“世界工厂”的终极形态，拥有全球最完整、最高效的制造业产业链。从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元器件到东莞的精密模具和自动化设备，再到佛山、顺德的智能家电与装备制造，这里不仅能“快速造出”任何硬件产品，更能以惊人的速度和成本优势进行迭代优化。

       二是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前沿。大湾区拥有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的高校，孕育了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巨头，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云计算等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海量数据。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对AI技术最直接、最庞大的应用市场，从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到智能医疗，为AI算法的训练和进化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三是“软硬结合”的天然闭环。这正是黄仁勋观点的核心。一个AI算法在硅谷可能只是一个软件模型，但在大湾区可以迅速找到传感器、芯片、机械臂、无人机等硬件载体，并在真实的工厂、道路、港口进行测试、反馈、再优化。这正是发展机器人、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理想环境。

       南方日报：大湾区应当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

       赵昌文：要将优势转化为胜势，需要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深刻的制度创新。大湾区应致力于成为全球“AI+硬件”革命的标准制定者、系统集成者和核心部件供应商。

       一是战略选择，主攻“AI赋能的实体产业”主赛道。可以考虑放弃“大而全”的跟随策略，集中力量在几个最能体现“软硬结合”优势的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比如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驾驶领域，利用广汽、比亚迪等整车厂和华为、小鹏等科技公司的优势，打造从车规级芯片、传感器到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算法的全产业链生态；智能机器人与高端装备领域，将AI深度嵌入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实现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飞跃。

       二是夯实基础，突破“根技术”与“工业软件”瓶颈。必须扶持本土工业软件企业，并鼓励龙头企业（如华为、比亚迪）开放应用场景，反向哺育国产软件成长。

       三是构建平台，打造“AI+制造”的开放式赋能中心。由政府、龙头企业、高校共同组建若干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心。这些中心不应是研究机构，而是面向广大中小制造企业的“技术门诊”，为企业提供AI技术咨询、模型训练、算法适配、数据标注、硬件测试等一站式服务，以降低诸多传统制造业企业使用AI的门槛，加速整个区域的产业智能化转型。

       四是制度创新，促进数据、人才、资金的自由流动。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大湾区级的工业数据要素市场，让高质量的数据能够合法、合规地流动起来，为AI训练提供“燃料”。实现港澳与内地科技人才的“无障碍流动”，并设立针对“软硬复合型人才”的特殊培养和引进计划。设立专注于“硬科技”和“长周期”项目的风险投资基金，对在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攻坚的企业，给予更耐心的资本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真正的未来，不在于成为下一个硅谷或下一个“世界工厂”，而在于开创一种全新的“软硬一体、虚实融合”的产业范式。通过聚焦主赛道、突破“根技术”、搭建赋能平台和推动制度创新，大湾区完全有能力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

赵昌文

教授

       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数字经济学会会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高级咨询专家，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厦门）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全球能源转型委员会（ETC）委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企业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