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发展战略

       学院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蓝本，致力于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学院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创新为中心，重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观经济学、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现代金融体系研究、数字经济与数据科学的学科交叉前沿研究等方向，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中国乃至全球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全球视野的创新型经济学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岭南学院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世界的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富矿”。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时代赋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宣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个思想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谋求包括各个利益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福祉。从学科研究成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以增进人民福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

       推动发展与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大目标，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协同作用；三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涉及富裕和共同两个要求。在改革开放伊始，为了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我国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完成，但相对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推进共同富裕就要求由克服绝对贫困转向逐步克服相对贫困，其路径就是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重点研究的领域是：人民群众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获得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问题导向

       关于新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问题导向的要求。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来说，问题导向最为重要的是时代问题导向，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

       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导向。当前，我们面临着一系列与低收入阶段不同的新的重大发展问题和一系列挑战。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是人民群众的需要由数量需要转向质量需要。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高质量发展问题导向。由于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发展的着力点必须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这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我国长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更多关注速度增长，对发展质量的研究相对缺乏。相关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现代化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所有这些都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经济运行分析的新境界

       在市场化方面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也是学科重点研究的领域，包括：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的改革，体现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上。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第一，从需求管理入手建立宏观总量调控机制，明确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二，明确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将合理区间作为政府进行科学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的主要依据；第三，明确定向调控方向，区间调控并不意味着在合理区间内国家不做任何调控，而是侧重于稳总量，以调结构为重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差别化地制定调控政策，形成稳增长调结构合力；第四，创新宏观调控手段，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对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是需要在实践中破解的“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运行分析开拓了新境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彰显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将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决心和定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加快从数量型、规模型开放转向质量型、制度型开放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回溯40多年来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在于顺应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大逻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逐步释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带动中国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如今，中国经济已然牢牢嵌入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之一，中国推出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和多样化的外溢效应。岭南学院也将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推进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对外开放新模式，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贡献。

       从国际形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切换，为我国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了战略机遇。然而，现阶段新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创造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长期来看，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全球化的主基调，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出现局部断裂，国际分工体系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

       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一方面，随着科技实力提升和资本快速积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不断增强的国内配套能力、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我国开始具备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的能力，线上经济更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劳动力、能源、土地等要素价格攀升，我国传统比较优势有所弱化，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生产的双向竞争和“两端挤压”，出口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还有一些部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遭遇“玻璃门”“天花板”。

       基于此，岭南学院的研究就是要聚焦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中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将体制机制中的“痛点堵点”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经济韧性强劲，产业体系富有弹性，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新兴业态充满活力，这些突出优势是我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局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突出优势。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要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下推进。

       开放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着眼于实现到2035年“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的战略目标，“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瞄准市场需求热点，加大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络服务、智慧物流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引资引智力度，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和国内消费升级。针对现行国家储备体系的短板，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应急保障物资、数字医疗、高端机器人等相关领域，强化多渠道的技术、产能和人才储备。总结提炼自贸区建设经验，有效复制推广，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紧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科学规划，广纳智慧，将海南建成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尽快形成新示范新带动。统筹国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扫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以更加开放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防控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领域的全球治理，积极开展能源转型、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减灾扶贫、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协调，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推动WTO改革为契机，倡导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议题谈判，共同主导数字时代贸易规则的创新和变革，引领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着力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际共识和多边准则。

       展望“十四五”，开拓开放发展新领域，打造对外开放新门户，搭建开放合作新平台，建立安全预警新机制，构筑全球治理新体系，要多管齐下，建立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以更大的开放力度、更宽的开放领域、更高的开放质量、更充分的开放包容、更完备的开放安全、开创互利共赢新格局，有力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

       “金融安全”的提法分量十足、含义丰富，“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则点明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格局，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岭南学院将“金融与风险管理”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金融安全提出的要求。

       对国家而言，金融安全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的血液，而且随着这些年来国内外金融业的飞速发展，大量资金跨行业、跨市场、跨国境迅速流动，金融业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影响的力度、传导的速度都进一步提升，当今世界大的经济波动往往由金融问题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提醒我们，对金融风险不能不未雨绸缪，对维护金融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对个人而言，金融安全关系着老百姓“钱袋子”。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深入人心，理财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和“高冷”的金融有了亲密接触。人们也许更多关注的是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但理财产品背后往往关联着银行、证券、债券、信托等一系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其中有的有层层嵌套，有的依托同业业务，金融安全关系到这些投资能否“安然落袋”。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就是在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在金融与风险管理这一领域，尚待研究的领域还有许多：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更加凸显维护金融安全的必要性、紧迫性。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维护金融安全不可掉以轻心；从外部环境看，一些大国开始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外溢效应对我国的金融稳定有可能形成外部冲击；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金融业一方面承受着转型阵痛，另一方面承担着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重任，此外还面临着部分金融机构杠杆率较高、过度趋利、金融监管存在空白和短板等挑战。

       维护金融安全，我们已经有了较为厚实的“底子”。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接近232万亿元，资产规模世界第一；A股市值约52万亿元，公募私募基金规模约18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近16万亿元……中国金融业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力支持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壮大中国金融业实力，另一方面则要抓紧处置风险、完善制度，行稳方能致远。

       维护金融安全，是对当前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前金融市场出现的乱象，有金融机构风险意识不足、审慎合规经营理念薄弱、公司治理体系改革不到位等问题，也有金融监管存在空白、短板，标准不统一规则不完善等问题。要维护金融安全，就要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两方面的体制机制入手，强化内控，补齐短板，明确规矩。要以稳固的金融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提供坚强的保障。

       维护金融安全，根本目的是要让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这些年来我国金融发展迅速，起到了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一批资金在金融领域里空转，部分热点城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泛起，部分流动性没有注入实体经济。要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就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本源，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如鱼得水，推动中国经济顺利爬坡过坎，行稳致远。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中再次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一重要部署对未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影响，也给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课题，岭南学院将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一、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碳减排是学界近年的热点问题。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他利用动态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估算出美国一吨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是31美元（2010年价格）。

       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类研究分析，这也成为当前经济学、金融学最有挑战的问题之一。对达峰值的估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假设：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程度和未来十年年均GDP增速。目前测算达峰值有多种方法，各界对碳达峰时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预测，有机构预测是108亿吨，也有预测最高会达到120亿吨。但总体而言，还缺乏较为清晰的核算方式和结果。

       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而且任务重。从时间上看，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从任务上看，人们容易将其简单理解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其实它涉及领域极广、影响面极深。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需要做出的变革更为剧烈，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碳中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权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解决技术路线选择问题以及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等等；此外，还需要构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指标——最终均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

       其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涉及目标和任务分解，也关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即使构建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据大量微观指标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研究采用何种工具能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如何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价格形成机制、如何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等等。

       再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比如，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

       最后，实现碳中和既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二者关系的研究。相比于产权清晰的商品市场，在碳排放领域研究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

       总之，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制度层面看，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从政策层面看，需要围绕碳中和设计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等；从技术层面看，对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层面看，碳中和会带来企业商业理念的变化，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内容。这一系列变革，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回应经济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根本任务。

       实现碳中和目标，经济学需要对以下具体问题做出回答：

       碳中和目标如何改变生产函数。谈及经济增长，常会提到“索洛模型”，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但是，在碳中和目标下，“碳要素”可能会从一个约束条件变成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若如此，“碳要素”将会对生产函数从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空间。

       碳中和目标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业和区域的动态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以金融行业为例，碳中和目标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变化。比如，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会有更多更好的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涌现出来；会改变金融中介服务流程及背后的金融思维，更多围绕碳定价、碳交易等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会推动绿色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创新。

       如何计算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的投资额、资金来源、投资结构和投资回报率，如何设计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目前估测，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一百万亿元以上的投资，每年的投入相当于GDP的3%。但是资金来源、投资领域、资金效率等问题都需要金融学进行具体分析。

       如何计算我国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不同政策和技术情境下的成本—收益分析有何差异，如何制定碳交易机制和优化方案。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激励机制创新，好的激励机制可使企业、个人及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意愿做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行为调整。比如，可以用碳汇和碳金融的方式，引导债券发行、股权融资向着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向做出配置。但市场机制如何设计、税率如何设定，这些问题都将是新的挑战。比如，“碳价”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毕竟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再比如，如果为了完成目标需要削减一些行业的产能，如何平衡稳就业和碳排放，同样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挑战。

       此外，如下问题也需要学界做更深入的研究：如何构建碳中和的产业路径和区域协调机制，比如，如何基于投入产出的定量研究选择轻重缓急的产业发展顺序，如何基于区域经济特征确定碳中和过程中生产力布局、经济布局、财税转移等；研究碳中和的商业场景和模式创新，比如，基于能源生产端和技术端的创新、能源生产消费结构改变趋势、消费端生活习惯和偏好的变化，研究市场机制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形成的微观商业场景和商业模式；研究数字经济与碳中和的关系，比如，大数据应用如何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区块链应用如何提升碳排放的透明性；如何推进碳中和国际合作；碳价格会对未来的汇率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纵观历史，近现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紧密相关：蒸汽机技术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电气技术的发展又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兴起，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把握的关键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岭南学院也将数字经济与数据科学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在此大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数字生态体系构建等方面全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针对研究领域，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一、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紧密联系

       首先，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科技现代化并赋能中国式新型工业化，也是加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的底层核心技术包括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智能硬件等，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正通过工程化和产业化的方式，全面融合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去，推动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网络化转型。此外，数字经济也有助于优化甚至重构市场结构和生态，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摩擦的方式提升市场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其次，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可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整合，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快速流动和高水平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数字经济也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形成国内大循环。在需求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物成本，提高匹配效率；在生产端，则有助于助力企业采取个性化定制及柔性化生产，提高供给侧质量。它催生的直播经济、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新模式新业态，又培养了消费者的新消费习惯，围绕互联网实现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将逐渐增加，数字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还将进一步释放。

       最后，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举措。数字技术具有促进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潜能，它打破了地理区域空间的限制，更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例如，农村电商的发展缓解了高质量农产品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助力乡村振兴。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线上线下产业打通，让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经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掉队。

       二、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

       第一，以数字技术创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多种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突破，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有必要建立并持续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将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创新资源有机整合，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此外，以加快实现中国式新型工业化为目标，要整合前沿数字技术与新兴工业技术，并鼓励企业将其深度应用于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服务的工业全流程，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专业化、定制化的产业数据服务，驱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应用场景的深度交融。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边缘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中国式工业化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数字社会建设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数字社会建设是面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全面实践转型。当前，我国数字社会建设总体仍有进步空间，建议积极创新数字解决方案，全面推进数字社会建设。以数字化技术指导社会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早日消除日益凸显的各类“数字鸿沟”，加快缓解人群间、地区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

       第三，以数字政府建设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拥抱数字化浪潮的重要途径。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增强决策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数字政府还能够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治理赋能，助力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此外，数字政府还能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乃至环境保护等领域全面赋能，引导政府全方位现代化转型。

       展望未来，应当坚持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载体，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各级各地政府机构中的应用，同时主动探索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服务体系，努力建设成为治理现代化的“有为政府”。

       第四，以数字生态体系构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良好的数字生态体系能够加速推进数据要素价值化，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提升数据要素赋能作用，还能够推动数字产业链协同，全面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竞争实力，为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国际化、推动构建全球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支持。“十四五”规划中也曾明确提出要“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未来应当下大力气加快建设并不断优化完善数字生态体系，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