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精神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不论是勇往直前、担负国家兴亡的“勇猛红灰狮子”精神，还是鞠躬尽瘁为国为民的“岭南牛”精神，岭南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从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的办学历程中，我们可以找到岭南精神最完整的诠释。

       “岭南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广州沙基创办的“格致书院”，该书院1900年迁往澳门，改为“岭南学堂”，1902年迁入广州康乐园，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华人自办，改称“私立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前，岭南大学设有文学院、农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等，作为华南名校，岭南大学具有很强的实力，院系调整将岭南大学的文理两个学院并入中山大学，新中山大学主要以原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文理学院构成。”

 

---《中山大学校史》

 

　　钟荣光（1866—1942年），字惺可，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894年中举人，以擅长八股文闻名于时。后加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刊宣传革命，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898年钟荣光担任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1908年担任岭南学堂教务长，1912年任广东教育司司长，1917年被任命为岭南学校副监督，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钟荣光被选为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

　　在为岭南大学服务的40年里，他为岭南大学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民国教育界将钟荣光与蔡元培并称谓“北蔡南钟”，后又将钟荣光与张伯苓并称为“北张南钟”，可见钟荣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代中国共有16所基督教大学，这些大学早期均由教会把持，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 岭南大学是第一所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由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在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带领下，岭南大学逐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型。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颁布《私立大学规程》，明确私立学校的设立必须呈报教育部批准，但教会学校并不理会，岭南大学仍在纽约注册，岭南大学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的状况让参与校务的钟荣光先生深感不安。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们发现按照西方列强所谓“程序正义”的原则依然无法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而开始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国人对“收回教育自主权”的诉求如火如荼。1927 年 1 月，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岭南大学从美国教会势力手中收回，这与当时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费是大学发展的保障，岭南大学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纽约董事局。钟荣光在经费主权决定大学发展这一问题上觉醒最早，他认为岭南大学收回自办，首先要经济独立，否则还要俯仰由人。
　　在旧中国办教育的一大难题就是经费问题，在这方面，钟荣光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岭南大学代理监督葛理佩曾赞其劝捐能力说，钟荣光能掘土为金。岭南大学多次濒于破产停办的边缘，由于钟荣光多方筹款，开辟财源，使岭南大学渡过了难关，岭南大学的经费来源逐步实现“中国化”。

　　在学科建设上，钟荣光校长十分重视学科的中国特色。钟荣光对中国农民贫苦生活的感同身受，他清楚的看到农业是根本，广东农业人口占到全省八成以上，但是中国农业技术远远落后，人才奇缺，加上战争、内乱等各种因素，粮食尚不够国人自食其用，故农业人才是第一必需。虽然美国方面并不赞成根据中国国情设置学科架构的做法，但由于华人校长的坚持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这种做法仍然得以实践，在为中国培养知识人才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岭南大学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岭南大学设立的蚕桑学，采用科学技术进行蚕种培育，把生产出来的免疫蚕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并建立 10个蚕种推广站。农业看天吃饭，岭南大学还建立了先进的气象台，把广东几十年的气象记录进行研究，为农业和其他行业提供可信的气象资料。

　　除农科外，钟荣光校长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亦有明确规划。他曾指出各学科发展的重点领域，“例如社会学系实行城市乡村生活之调查，教育学系之智力与心理之测验，生物学系之植物病理研究，化学系之田料分析、矿质分析、豆浆酒茶等类试验等，均求适合应用于我国，为改进社会与生产所必须”。

 

　　钟荣光校长致力于发展医科，希望救助更多中国人。1930年岭南大学董事会与博济医院董事会商议联办，经数度会议，决议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校办，在该校原址筹款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以纪念曾在此就学的孙中山。后来夏葛女子医学校合 并于岭南大学所属博济医院，定名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为岭南大学各学院之一。
　　在医学院前面的广场上，屹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是 ：“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一月二日纪念大会立”。岭南人自始对于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热烈拥护，对中山先生人格之伟大，一生为国，百折不挠之革命精神至深景仰，故在其一度就读而后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之博济医院，树立碑石，以纪念其与岭南渊深的关系。

　　在课程设置上，自1927年收回自办后，岭南大学按照统一标准开课，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开42门，社会科学系史学开22门，哲学开8门，基督教、圣经等宗教课程基本上已不见踪迹。抗战爆发后，岭南大学为适应需要，增设有关抗战建国科目，加强了军事训练和救护训练，以训练人才参加抗战及为将来重建之用。

　　岭南大学最初由美国传教士所建立，其坚持以传教为主的办学理念，忽略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影响。作为中国人，钟荣光一方面懂得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情感，感同身受，深谙中国人因被外敌欺压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节；另一方面钟荣光更清楚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其实是一些实用性人才，而非宗教人才。
 

　　钟荣光教育思想的中心就是爱国。他在岭南大学期间坚持“施行人格教育，养成科学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为目的”的办学理念经营岭南大学，在他多次重要演讲中亦能感受到他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
 

　　在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大会上，钟荣光满怀激情地发表反帝声明：“传教西人挟不平等条约而来。故我同学应继续努力，与群众一致奋斗，以期打倒帝国主义。总之，对外人之侵略，取抵抗主义，对内部之攻击，取不抵抗主义欲达吾人之目的，必持以必死之决心……。人谁不死，只在死得其所耳。”
　　钟荣光这种爱国精神一直激励着岭南大学师生们不断奋进。
 

　　钟荣光教导岭大师生，“现在我国尚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不平等条约尚束缚我的国家。但是我们如果遵从孙先生之遗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不久可以迈到解放目的的。” 接着他号召与会者要是非分明，“今日之北伐战争是是非之争，应该一齐加入革命战线，然后，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本校有工界有学界，总要两家携手协助，同走上革命战线，以辅助革命之进行。”他最后告诫学生，“在求学时代不忘救国，有可以为国民利益的事，我们要加以赞助。”
 

　　钟荣光校长曾多次邀请孙中山先生到岭南大学演讲。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第二次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怀士堂发表《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演说，论述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所做事业的成功。他勉励学生要立志 “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在英美等国驻广州领事在场的情况下，孙中山不畏强权，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对广东政府收回“关余”而对我国采取的炮舰政策。他说，“现在白鹅潭到了十几只兵舰，他们的来意，完全是对我们示威的，这种大耻辱，我们祖宗向来是没有受过的。今天兵临城下，诸君是学者，担负国家责任，应该有一种什么办法，可以雪此耻辱呀？应该从学问着手，拿学问来救中国。” 
　　演说后孙中山受邀到钟荣光住处黑石屋茶叙，并继续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 。
 

　　钟荣光坚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实际教学中集中体现在推广与应用国语。钟荣光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后，他提出了把国语定为法定语言的主张。他曾说道：“但欲北伐必须先准备后方，学校当局对于各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计划，而一件最可注意的，就是把国语认为法定语言 （ official language），使我不单是‘南大一家亲’，而且是‘中国一家亲’。”
　　钟荣光认为，教育非只传授业务知识，唐朝韩愈《师说》己明确传道、授业、解惑为教人的宗旨，传道在前，授业、解惑于后。传道者教人以道德也，而道德之大者，在于爱国，不爱国，卖国就是不道德，这也是我国传统的观念。钟荣光把爱国思想与教育思想紧密联系，一直为后人所借鉴。

　　回首往昔，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具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培养学生有为国家牺牲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创校以来，日久形成一种校风以亲爱互助及勇于服务最为显著表现，社会人士称之为“岭南精神”，而“岭南精神”最核心的精髓便是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始终忠诚于国家的办学理念，也必将激励后人不断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