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曾燕：从机制和政策源头破解数字基建融资瓶颈
日前，在中国香港举行的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核准并发布了《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数字基础设施融资首次作为核心议题进入财长会议程。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数字经济成为增长引擎的背景下，数字基建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等特点，传统融资模式难以适配；既要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用好多元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和长期资本，也要守住风险底线、兼顾效率与普惠，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地区和群体，最终服务实体经济。
破解数字基建融资瓶颈
数字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底座，但建成底座首先要过融资关。两位受访专家指出，数字基建的资产属性与传统融资模式存在明显错配，亟待在信用评价和资金供给上破题。
先看投资规模。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包括算力网、新型电网、新型通信网在内的“六张网”投资规模可观，相当部分关联数字基础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领域投资将超7万亿元；据有关机构测算，“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以企业投资为主，为民间投资打开空间。
“数字基建投资规模大、重资产，回报不稳定、不确定，风险比较高，但它又是必须超前的投资。”郭万达说，基建不先行，人工智能、智能经济发展就会受制。这类投资带有公共性、超前性，完全按商业回报衡量就会有问题，因此“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更显重要；数据中心、算力底座等能由企业承担的部分，应交给市场。
然而，在“为什么要投”之外，“怎么投”更考验金融体系的适配能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曾燕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数字基建和科技企业普遍投资大、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传统信贷难以适配，需要产业数字金融各方分工协作，重构信用评价和资金供给方式。
突破口首先在信用。曾燕认为，金融机构应以“数字信任”缓解轻资产、缺抵押约束，把信用评价依据拓展到可验证的运营数据和技术能力：已运营的算力设施可结合客户合同、服务使用和回款记录评估，尚未形成稳定收入的科技企业可依据研发进展、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评估，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
信用之外，还需资金供给和期限安排的协同。曾燕建议，数字平台运营商可组织银行、风投、保险和产业链企业，围绕项目开展信息共享、联合评估与融资对接；大项目可采用银团贷款，前景不确定的企业可由风投投入股权并衔接信贷，保险机构可设计科技保险分担风险。同时需要“耐心资本”，根据建设进度、研发里程碑和收入形成安排投放。
“推动金融机构与数字基建项目企业、科技企业建立起价值创造与风险分担的共同体。”曾燕说，让有价值但缺抵押的项目获得充分信用评价、让大规模投资获得多元资金、让长期建设获得匹配资本，才能破解融资难题。
为数字基建补齐机制和政策短板
融资难题的另一面，是“钱从哪来、投向何处、如何用好”。受访专家认为，撬动数字基建投入，需要政府与市场合力，守住风险底线、补上普惠短板。
政府资金的作用，重在“四两拨千斤”。郭万达指出，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的关键是“杠杆”。深圳已有丰富实践，香港北部都会区的产业投资基金也采用政府出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PPP模式，通过母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数据中心、算力等长线投资可通过基础设施REITs实现证券化、回收现金流，香港和深圳空间很大；“投贷联动”--股权投资加银行贷款，也是一种创新。
资金之外，深港协同是另一关键线索。郭万达分析，深港可在四个层面协同：算力与算力、算力与电力、算力与资本、算力与数据。香港规模最大的沙岭数据园区已于今年动工，至2032年算力规模可达18万PFLOPS，相当于香港现有算力的36倍；深圳则应用场景广阔、算力需求旺盛。“算力、电力、数据、应用场景都涉及跨境，深港协同本质上是跨境协同，隐含跨境基建、跨境金融和数据流动，需要制度创新。”郭万达说。
融资规模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质量提升。如何防风险、促普惠？曾燕认为，应完善三方面制度安排。
一是在拓宽股权、信贷渠道的同时，加强现金流评估、融资统筹和风险分担，根据项目阶段选择工具，通过分阶段投放、信息披露和明确损失责任，防止过度融资与风险累积。
二是依据实际需求与设施利用率配置资金，把存量利用率、共建共享条件作为评估依据，防止重复建设和闲置；对社会效益高、商业回报不足的项目，可用财政补贴、政府投资基金弥补收益缺口，并将支持力度与服务量、价格可负担性和薄弱群体挂钩。
三是强化薄弱地区设施建设与应用能力。在融资方案中同步安排农村薄弱地区网络补短板、运维和应用推广，配套技能培训和使用补贴，明确普惠、适老化和无障碍要求。让更多人用得上、用得起且用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