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浩：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_大稳健_时点识别与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是否有属于自己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增长时期？它起于何时？终于金融危机吗？后危机时代处于何种周期状态？本文利用条件马尔可夫模型首次对这些问题进行正式的经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中国的经济周期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的“活乱循环”时期，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稳健”阶段。与美国因金融危机于2008年中断“大稳健”不同，中国的“大稳健”由于经济过热的累积在2006-2007年间中断，因金融危机负向冲击的叠加而重返，并迅速地于2010年第一季度进入“低波动、高增长”的最优状态，后危机时代元年并未出现过热或二次探底等过度波动情形。对大稳健可能原因的初步分析显示，不同于发达国家，存货投资并不是中国GDP增长稳定化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则呈现出与GDP增长类似的波动结构变化，是大稳健的重要潜在根源。 本文应用条件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对我国1979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刻画其高波动和低波动两种方差状态的结构转移现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的大起大落阶段，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稳健”；而2006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的方差结构转移，这究竟是“大稳健”的插曲还是终结，目前仍难以判断。 此外，通过对均值区制的考察，我们对各个周期阶段进行拐点识别，基于此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种状态之间的转化，并与已有文献研究结论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周期现象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与证据。第一，本文估计得到GDP增长率低波动时期的低均值与高均值构成的区间为8.21%-10.59%，这与已有文献关于我国适度经济增长区的研究结论十分接近。第二，通过对状态变量处于低均值的概率计算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紧缩期分别是1979Q1-1983Q3、1986Q1-1986Q4、1988Q4-1991Q2、1997Q4-2002Q4度以及2009Q1-2009Q4。刘树成等（2005）以及陈佳贵和李杨（2010）确认的改革开放以来５轮经济周期的波谷都分别处于本文的５个经济紧缩区制内，这也说明本文模型对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具有较好的识别效果。第三，对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发现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回落，并于2009年进入低增长区制，总体而言仍处于8%-12%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再次进入“低波动－高增长”的最优状态，后危机时代并未出现过热或二次探底等过度波动情形。 最后，本文对“大稳健”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于发达国家，存货投资并不是中国GDP增长稳定化的原因；伴随着所有制结构以及资金来源比例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化与产出增长的稳定化紧密相关；货币政策则呈现出与GDP增长类似的波动结构变化，是“大稳健”的重要潜在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只是探索性的，更为直接和严格的因果推断需要对经济波动的各种冲击以及传导机制进行结构建模，并分析不同因素的变化对于解释“大稳健”的相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