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需要建立包容性 普惠的经济增长模式

        3月28日，MIT斯隆“企业与社会论坛”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剧场举办，来自MIT斯隆管理学院、MIT斯隆管理评论、友成基金会、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清华大学、云南大学、高盛、宜信、格莱珉中国、旭天发展、本来生活、凤凰公益等专家学者及公益机构、社会企业人士参与了本次论坛。

        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黄亚生教授为论坛做了开幕致辞。他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资本及人力投入，只有30%的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力的提升。而这30%中又有60%是基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并非基于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如今，90%以上的农村青年正从事非农业工作，依靠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如果要长期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企业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必须要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中国如果想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建立包容性的、普惠的增长模式；需要加强企业、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水平；需要放宽企业的运营环境；需要更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发展；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金融市场以及学术自由、自主和自治。

        黄亚生教授接着介绍了MIT的创新和创业模式。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科技体制。一种是科学共和体制。它是一种拥有学术自由、学院自治的开放体系。另一种是政府共和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控制了研究机构和大学，并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在运营控制上，教育部对大学进行非常微观的控制。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成功的例子都在科学共和，而不在政府共和。MIT是科学共和的典范，它有杰出的学术研究，77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MIT学习或工作。MIT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知行合一”和“政产学研”的模式（“Mens et Manus”)。教授一方面做基础的科研，另一方面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去创业和创新。有一项研究表明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运营收入在2010年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GDP在世界排名第11位。

        MIT也积极的在中国推动创新和创业。MIT联合五所中国商学院，从2008年起在中国开展的中国实验室项目，就是“知行合一”和“政产学研”结合的案例。中国实验室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并协助他们解决非常具体的管理挑战。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NGO。对于中小企业，只收取能够保证学生旅行及住宿支出的费用。对于NGO项目，则一般不收取任何费用。至今，中国实验室已为上百家中国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商业咨询。项目案例包括，从2012年起，与云南大学和高盛基金会合作帮助培训女性企业家；从2013年起，支持格莱美中国小型贷款项目。

        为什么商学院要做这些事情？黄亚生教授从商学院的社会职责这个角度阐释了这个问题。通常大型商学院的人才，流入的对象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大型咨询公司、高科技创业企业和跨国公司。这让人对于商学院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出质疑。谁来帮助中小企业和NGO发展？中国实验室所体现的，是商学院对于中小企业和NGO所尽的社会责任。这只是MIT所迈出的第一步，之后的路还很长。对于MIT的MBA学生而言，毕业之后由于工资待遇的原因，他们不太可能去中小企业工作。但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让他们去中小企业帮助这些企业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时也为自己积累工作经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们无法承担专业咨询人员的高额费用，而MIT商学院的优秀学生则可以为它们提供高质低价的服务。但同时MIT斯隆管理学院也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如，中国实验室这种模式的行动教学成本高昂；人力密集，没有规模经济；社会效益很大，但是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管理行动教学的各个环节非常复杂；理论和实践不容易接轨；很难跟踪项目的实施。黄亚生教授最后指出，“我们将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和创新模式，希望为社会，特别是为中国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凤凰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