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现祥：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些年中央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经济平衡增长，但国内还鲜有考察地方官员影响省区经济增长的文献。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直接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地方官员的影响与辖区固定效应是混合在一起的，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二者可能是完全共线的。但基于干部交流样本构造地方官员与辖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干部交流就成为观测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发展的“自然试验”。 在实证上，本文基于我国1978)2005年间的省长交流样本，构造了省区与省长相匹配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识别省长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省长交流大致使流入省区的经济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即存在正的省长交流效应；但省长交流效应似乎“因条件而异”。另外，本文还发现，从产业发展取向的角度看，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 总之，本文不仅验证了我国干部交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首次定量识别了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勿庸置疑，在我国，地方官员在其管辖地区或多或少留下自己的“烙印”。因此，系统地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将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