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国明等：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从要素价格扭曲这一视角入手，分析由“对内改革”渐进性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确切讲，分析中国工业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测算了各企业各年度的要素价格扭曲情况，并分析了时间、区域、行业以及所有制分布特点；然后在控制了企业要素密集度、研究开发投入、企业规模、企业外包因素、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企业所有权特征、政府补贴因素后，计量分析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企业是否出口的影响。结论发现：中国企业存在严重的、递增的要素价格负向扭曲；资本负向扭曲程度高于劳动负向扭曲程度；东部地区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私营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高于其他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而且其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入世后更显著；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促进了私营企业、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出口，同时加强了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垄断程度；在考虑内生性因素后，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作用依然稳健存在。 根据以上计量分析结果，本文分析政策含义并给出如下建议： （1）提升中国出口的非价格竞争力，如品牌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等。从抽象的角度看，出口增长无非源自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本文研究表明，渐进式改革形成、地方政府推波逐浪的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是中国出口奇迹的重要推动者，如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产业工人能够获得并分享其“应得收入”，中国或许无法实现出口第一的奇迹。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世界市场，这种依靠要素价格扭曲的出口竞争力模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培育品牌产品、塑造产品文化、提升研究创新水平，将依靠要素价格扭曲的“中国制造”提升为依靠技术进步的“中国创造”，这应是中国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要逐渐摆脱对“低工资、低价格、高数量”贸易增长方式的依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既有利于保持出口规模可持续增长，也有利于提升劳动者收益。 （2）政策制定要关注出口规模，更应重视贸易利益。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意味着国内要素丧失了应得收入，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出口企业通过低价恶性竞争出口将国内要素应得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因此，在贸易规模增加、贸易结构优化的同时，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为推动力的贸易发展模式对国民福利改善程度十分有限，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伴随贸易规模扩大，中国劳动者收入占比呈现下滑趋势，同时中国消费者内需始终不足，这说明大多数劳动者并未从出口的巨大规模中获得其应有收益。因此，从政策角度看，随着中国出口规模已经世界第一，我们更应重视贸易利益，贸易利益最大化才应是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所在，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本身并不能带来贸易利益以及获得贸易利益的主动权。 （3）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化建设，加强工会力量，降低劳动者价格负向扭曲程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化建设，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成为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由于城市里的农村劳动力没有户口保障，他们没有失业保险，更没有城市生活最低保障，因此其工资待遇普遍较低；档案制度也限制了高层次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得劳动力无法获取更高的薪酬；因此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档案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城乡壁垒和行业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渠道，促进劳动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工会力量，提升工人工资谈判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是劳资双方谈判中代表劳动者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工会制度还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大多数行业、企业中，工会仍然只扮演慰问困难职工或组织文体活动的角色上，很少代表劳方进入工资谈判环节，本来在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力量十分薄弱，在没有工会组织介入的前提下劳动者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无法提升自身工资水平。 （4）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水平。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利率远未由市场决定，特别是国有企业因其独特的超国民待遇与国有银行联系紧密，往往可以廉价的获取信贷资源；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低利率水平并没有保证民族工业的壮大和发展，相反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经济却异军突起，从这点看，发展民族工业、培育幼稚产业并不能构成利率管制的原因。当然，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商业银行绩效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问题，应慎重推行。但从降低要素价格扭曲，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应是长期努力的方向。要提升银行系统应对利率变动的能力，银行存贷款利率差是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银行要增强自身存贷款利率的控制能力，抵消利率波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提升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应将利润获取建立在扭曲资金价格基础上，应提升企业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