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观点23︱刘乐淋：创新驱动增长，减税降费正当时

我院刘乐淋讲师与澳门大学杨毅柏助理教授合作的学术论文《宏观税负、研发补贴与创新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在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中发表。

《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目录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发赢得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刻认同。另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国务院大力推行“减税降费”政策，以期切实降低各级企业的成本负担，夯实经济发展的长期基础。向研发密集型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的财政政策能够促进创新进程，进而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然而，政府同样需要通过税收为其生产性公共支出（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因此，基于税负调整，研发补贴与生产性政府支出之间出现一个天然的平衡。根据理论模型的显示解，本文充分论证了生产性政府支出、创新和税负之间的互动机制。另外，基于模型校准和实证分析，我们试图找出极大化中国稳态经济增长率的最优税负水平和研发财政补贴政策。所以，本文有助于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为“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具体来讲，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增长框架，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和宏观税负水平引入质量阶梯模型。模型中，研发企业创造（更先进的）新专利，以提高他们产品（机器）的质量。这些机器是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且仅由手握最新专利的企业进行生产，因此，手握最新专利的企业能够享受生产机器的垄断利润。这正是研发投资和技术创新乃至长期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然而，由于模型中的政府支出是生产性的，这表明促进研发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将缩减生产性公共品的规模，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理论模型表明，宏观税负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作用，即如果宏观税负水平大于（小于）某个阈值时，宏观税负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同时，研发补贴率对稳态经济增长也存在倒U型的作用。并且，最优研发财政补贴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依赖，要求政府综合把握政策组合的力度。

根据近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对基准理论模型做了谨慎的校准。给定现阶段研发补贴率与研发强度，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不超过16.9%，且总体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则提高长期人均GDP实际增速0.17个百分点；若政府统一协调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该政策组合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分别在12.4%-17.8%和41.5%-47.9%之间。考虑到我国现阶段总体税率仍在18%左右，研发补贴率则存在37.5%的上限，因此，2018年以来由国务院主导的“减税降费”政策正合时宜。特别地，模型参数校准表明，中国当前的研发效率仍然偏弱。这呼应了一部分关于中国R&D表现的实证文献结果，也表明中国政府仍有巨大的空间去提升高等教育和R&D投入。随着国家基础科研实力和科研投入的提升，全社会的研发能力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减税降费”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越发显著。因此，本文给出的基准量化结果可视为“减税降费”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