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观点·11 去杠杆的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我院申广军副教授与清华大学董丰副教授、复旦大学焦阳助理教授在经济学中文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9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去杠杆的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的学术论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防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最为紧迫的经济任务之一。基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虑，“去杠杆”仍是当前我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自2015年以来，去杠杆问题成为历次重要经济会议的主要聚焦点，这是因为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高速增长期掩盖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其中“高杠杆”是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适当的负债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过度负债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高杠杆会给企业带来偿债压力，增加其违约的概率，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恐慌甚至动荡；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偿债压力下，高杠杆会自我加速，催生大量僵尸企业，而真正高效率的企业又难以融资，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过度负债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现有文献关注高杠杆对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影响，但是很少考虑过度负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杠杆的分配效应，是因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核心话题，收入分配状况决定着人民群众能否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影响着从个人健康和人际信任到长期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社会各个方面，因而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收入分配最终格局经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而形成，其中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根据各自的贡献获得报酬。劳动收入份额，即初次分配中劳动者获取的报酬所占的比重，这篇论文也以劳动收入份额为例考察企业杠杆的分配效应。

企业负债之所以能够影响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首先是因为债务融资使得企业能够转向更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并且经济转型中技术进步往往是资本偏向型的，这将提高资本收入份额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除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多的负债还能通过更隐秘的机制压低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而言，持有大量现金会鼓励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相反，较高的债务水平则可以提高企业与劳动者谈判时的议价筹码，因为偿还债务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出，并让企业面临削减成本的压力。因此，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议价筹码的变化，都意味着企业负债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篇论文聚焦于第二个影响机制。

该文构建理论模型来说明企业负债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发现负债具有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并且这一作用的强弱会随着企业的特征（所有制类型、劳动密集程度、工会力量等）发生变化。基于1998-2008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该文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发现企业劳均负债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并且结果十分稳健。样本期间，劳均负债的上升可以解释全样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10%；对于存续9年以上的企业，劳均负债的解释力达到三分之一。与理论预测一致，劳均负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国有企业弱于私营企业；轻工业企业弱于重工业企业；出口企业弱于非出口企业；有工会的企业弱于没有工会的企业；长期负债效果弱于短期负债。

该文为企业负债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揭示了一个新的传导机制，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而且为理解企业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公司金融文献指出企业通过策略性负债影响竞争者、客户和供应商的决策，该文则指出企业策略性负债对工人福利的影响。这一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当前杠杆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恶化的背景下，通过政策手段加速去杠杆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破产风险、根除僵尸企业再生，而且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现状。

Firm Debt and Labor Share——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 of De-Leverage

FENG DONG, GUANGJUN SHEN and YANG JIAO

Abstract  China is now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high leverage. Our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firms’rising debt in explaining the decrease in labor share in recent years. We develop a model to show that firms may strategically use debt to increase their bargaining power, resulting in lower labor shar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e labor share is robus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debt per worker, an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varies across ownership, union and maturity of debt.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de-leveraging policy may help alleviate the worsening income inequality. 

申广军

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和《金融研究》等中文权威期刊，以及Economics of Transition、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等SSCI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所著论文曾获得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6年）、第五届洪银兴经济学奖（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