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荣光——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的开拓者

发布人:高级管理员 发布日期:2016-06-17

“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流传的一句话。作为第一代中国大学的校长,同为举人出身的蔡元培和钟荣光承担起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历史重任。今日,对比蔡元培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名扬四海,钟荣光先生和岭南大学则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历史的风尘掩盖不住其真实的纹理,最早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全球筹款办学;“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岭南大学红灰精神之提倡,钟荣光先生和他所在的岭南大学为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所作之贡献不会被人遗忘,在大学改革成为有识之士共识的今天,这份遗产显得尤为珍贵。

 

钟荣光——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的开拓者

 

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曾经流传过那么两句话。

 

第一句是,“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蔡元培当然是如雷贯耳,钟荣光又是谁?还有第二句,“北张(伯苓)南钟”,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先生也是耳熟能详,这个“钟”却又是那位“陌生”的钟荣光。

 

能够与上述两位齐名的钟荣光先生自然就非泛泛之辈,他是广州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先生于今日之默默无闻,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校名取消有关。

 

而钟荣光先生和他所在的岭南大学,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示范作用。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而钟先生本人,先是在1908年到1926年间,环游全球,向爱国华侨和国内各界集资办学,使岭大成为国内社会办学的先驱。再于1927年将岭大从美国教会手中收回,并竭尽所能,把岭南大学建成拥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的拥有现代学科设置和学术精神的综合性大学。这一切都发生在民族经济十分困难、国内外形势纷乱的80多年前。难怪哈佛大学威廉教授曾说:“岭南大学的校史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敢精神与冒险经历的极珍贵的故事,它有时比传说更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传奇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位如今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的钟荣光先生。

 

笔者抖落这些沾满历史尘埃的传奇,并非为掉书袋而耸人听闻,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现代的路途仍任重而道远,无论从体制、机构、计划、课程乃至教学理念,尚有可检讨改革之处,重新审视钟荣光等先驱者之努力过程,仍是一门必修课。

 

钟举人的转变

 

有论者指出,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

 

所以说“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不仅是他们俩在中国教育史所作之贡献相似,他们的经历也相似:早岁中举,后来投身革命,终以教育为名山事业,这一点他们有别于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诸先生的科学家出身,“传统士人——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是他们人生的三部曲,蔡举人和钟举人在蒙童之乎者也的时候,恐怕不会料到这样的人生旋律。

 

岭南大学校友记忆中的钟校长,却是一西式人物:他的学生杨华日有一传神的描写:“先生一表人才,体修长,貌清矍,双目含笑。日常穿洋服,结长狭领带,头戴巴拿马帽,手持行杖,目戴眼镜,气象朴实,与归国华侨外表无异。”

 

谁曾想到,这位以道德见长的西式人物钟校长,在1895年中举报国无路后,愤世嫉俗,自甘颓废,沉沦于声色犬马,流连于风月场所,曾经过了一段明末士大夫式的放荡生活。

 

甲午中日之战后,国人对清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刚从香港学医毕业的孙中山先生奔走在广州和港澳之间,密谋革命推翻满清政权,钟荣光非常赞同此等救国主张,他很快加入兴中会,并与革命志士相往来。

 

而在这之前的1884年,美国长老会哈巴医生欲在华开办西式的大学,对校址设华北、华中抑或华南,犹豫未决。时广东省名流四百余人,以李荣彰、陈子桥(陈少白之父)为首,备陈理由,并表达欢迎之忱,加上留美学生监督容闳等的支持,1889年,正式定名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

 

在格致书院最早的学生名单中,已年过而立的钟举人也在行列之内,钟荣光认为,要救国救人救己,必须要学习一种新的学问,钟举人也同时被格致书院聘为中文总教习。名望很大的钟举人入读格致书院的消息传出,士大夫们起初很是又惊又疑,继而慢慢接受,一些开明的士大夫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也随钟举人之后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新学问。

 

钟举人让时人惊讶的举动远远不止这些,他下大决心洗心革面,皈依基督,剪发易服,遣散婢妾,戒除一切恶习,并公开与小妾邓女士脱离关系,帮助她入读广州路德学校,后邓女士成为一名助产护士,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此为后话。

 

环球筹款办大学

 

1904年,格致学校更名岭南学校,在中文总教习钟荣光的力劝之下,岭南学堂的伊士嘉监督(即现在的校长)将广州河南康乐村(中山大学现址)定为永久校址。

 

建校之初,岭南学校只有两座临时平房木屋立于珠江南岸,钟荣光开始发动广州的乡绅巨贾捐款建校,1910年,岭南学校第一宿舍落成,每一个寝室的门楣上都用铜片刻着“某某书斋”,以纪念捐助人的善心。

 

钟荣光对此并不满足,他决心在更大的范围内去募捐。1909年到1910年两年时间里,他走遍东南亚与北美16个城市,那时,美国的华侨多集中在旧金山、纽约等地,当然募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钟先生还没到旧金山,就有人传言诽谤,不但自己不捐,还劝其他华侨不要捐,钟荣光知道消息后,让华侨联会请来名戏班,附带展出广州和岭南学校的照片,以唤起华侨们对故乡的感情。

 

钟荣光还向侨胞描述岭南大学的美好远景,并劝说侨生回国读书,一向希望子女受到更好教育的华侨们积极响应,单是在美国一地就募得7万多港元。

 

巧合的是,正当钟荣光在海外积极募捐的时候,另一名热情的中国人在募捐建国的事业,他就是孙中山先生,同龄同乡的两人在用相同的方式为中国的振兴奋斗不息。

 

1924年,已经58岁的钟荣光展开他最后一次环球筹款之旅。他和学生驾车由巴拿马沿太平洋南下,来到古巴与墨西哥,那些远赴南美打工的华侨,一见钟荣光与学生驾车过来,便招手说:“钟先生,你又来了!”然后打开箱柜捐出平日积攒的金钱。

 

钟荣光20年辛苦奔波,换来的是岭南大学内十多栋美轮美奂的建筑,怀士堂、格兰堂、十友堂、张弼时堂、马丁堂、广寒宫,这些富有西洋风味的红砖楼,凝聚着钟荣光的心血,为了表彰钟荣光的成绩,岭南大学在1924年建造了一栋以先生名字命名的荣光堂。

 

1926年,国内形势风云变幻,钟荣光在学校的催促下从墨西哥返回广州,现在年近九十的岭大校友们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当校船泊岸,教职员及学生数百人群集江干,欢迎劳苦功高之钟先生,对其数万里长征之成功,莫不深致敬爱焉。

 

爱国校长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远在广州的岭大学生也迅速地投入了这场爱国斗争中,“外争国权”其中包括收回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的权利。1924年初,钟荣光还在南北美洲为岭大筹款时,已经积极宣传收回教育权的主张。

 

钟荣光最先主张收回岭南附设的农科自办,并得到孙中山和廖仲恺及广东政府的支持。自1921年起,广东军政府拨常年费每年10万元,拨地900亩,建立农林试验场。因纽约岭南董事局无意扩办岭南农科,于是,钟荣光决心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单独由中国人组成岭南农科大学董事局,负责学校的领导和经费筹措工作。这是中国人收回岭南大学管理教育行政权的先声。

 

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波及全国。6月23日,英法军队向广州游行队伍开枪酿成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岭大教师区励周、学生许耀章在这次游行中中弹牺牲,十余人受伤。

 

当时钟荣光正在美洲筹款,对帝国主义暴行非常气愤。次年,在岭南大学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大会上,一向目中带笑的钟荣光少有激动地发言:“传教西人挟不平等条约而来,故我同学应继续努力,与群众一致奋斗,以期打倒帝国主义。总之,对外人之侵略,取抵抗主义;欲达吾人之目的,必持以必死之决心……”

 

1926年至1927年,广东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中心,在北伐战争高潮的影响下,岭南大学学生上课断断续续,学校经费陷于枯竭。

 

1927年8月1日,岭南大学举行新旧校董交接礼,新校董主席兼大学校长钟荣光行接收礼,钟荣光则是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

 

作育英才,服务社会

 

现在中山大学中轴线上有一座怀士堂,为中大的小礼堂。怀士堂的东边二十米远,有一座名为黑石屋的洋楼,笔者前往拜谒之时,曾询问几位中大学生此楼来历,可惜他们都不甚了了。

 

1923年12月21日,黑石屋热闹非凡,当时还是岭大副校长的钟荣光在自己居住的黑石屋门前跟岭大的师生一起欢迎前来岭大演讲的孙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庆龄女士,当日,孙中山在怀士堂对岭大学生发表了著名演讲,勉励学生们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而1922年陈炯明叛乱之时,也正是钟荣光派出岭大电船“域多利号”救出落难的宋庆龄女士,宋庆龄暂居的也正是黑石屋。

 

钟荣光接掌岭大,明确提出学术第一的原则,他任命了岭大校友、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陈荣捷为教务长,先后增设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尤其是1930年,岭南大学接收长堤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这是孙中山青年时代开始学医的地方,将博济医院改建成广州最堂皇的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使岭南大学成为拥有6个学院30个系400门课程的南中国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岭大的校训为Education for Service (作育英才,服务社会),钟荣光决心把它发扬光大,他尤其重视实用学科设置,把教学科研与社会应用结合起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成为新的办学目标。

 

当时岭大农业研究工作是中国高等学校中最出色之一,这得益于钟荣光对中国农民贫苦生活的感同身受。岭大设立的蚕桑学,采用科学技术进行蚕种培育,把生产出来的免疫蚕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并建立了10个蚕种推广站。农业看天吃饭,岭大还建立了先进的气象台,把广东几十年的气象记录进行研究,为农业和其他行业提供可信的气象资料。

 

在任岭大校长期间,钟荣光还实施了一个与外国学校交换学生的计划,岭南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这个计划最大的创举就是首次出现女性的留学交换生,而早在1908年,岭大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女大学生,比北大早了十年,而岭南大学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外国学生。仅1936至1937年间,就有33名美国交换生及其他外国学生在岭南大学就读。

 

枯燥的列举已经无法重现钟荣光治下的岭大之盛景,当年的岭大校友也只能反复怀想当年黑石屋的历史剪影,借此怀念当年的岭大和他们尊敬的钟校长:在这里,钟校长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在灯光中写着日记,而夫人钟芬庭女士则默默地为他披上一件外衣,在这里,他经常跟师生们聚会,“叹”校长夫人烹饪的好手艺。在这里,校长在睡房门上贴上这一首令人捧腹的打油诗:“有客到来不起身,饭后需眠五十分。若语主人无礼貌,先见周公后见人。”

 

岭南牛之红灰精神

 

有人说,过去的大学生,从他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因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

 

一个世纪前,珠江三角洲乃至港澳一带都流行这一句话:“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真光、岭南、培正是当时广东的三所私立名校,这句话是描述三所学校学生的本色,岭南人不但接受了这句话,而且还以“岭南牛”自豪,什么是岭南牛?就是有活力有冲劲。

 

由于岭南大学的校徽是红灰色的,岭大人就把自己称为红灰儿女,把岭大的精神称为红灰精神,而这个红灰精神的存在跟钟荣光重视学生精神的培养关系很大。钟校长鼓励教职工把“诚实第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人格救国”“独立创造”“不自私”等精神融入教学,而且要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润入人心。

 

笔者读了一些岭大校友对当年校园生活的回忆,岭大校园生活之生机勃勃,实在让人惊叹。

 

岭南学子无论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爱演戏,这也是很有趣而且并不太多见的。当时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岭南大学戏剧比赛的评判员,他感叹道:“岭大的确有不少演剧的天才。”

 

当年的岭南大学,校园中一位位华侨、校友捐资兴建的小礼堂、宿舍、课室,都使人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岭南人有很多自己的校园歌曲,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人才,音乐有冼星海,戏剧有欧阳予倩,体育有伍舜德,这是何等快乐的场面啊。

 

尾声

 

1942年,钟荣光先生在日军的炮火声中在香港去世,终年76岁。

 

钟先生一生没留下什么著作,他七十岁那年写了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

 

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错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

 

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完成任务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众徒;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练,荣归基督永生。

 

钟荣光去世后,岭南大学师生将黑石屋视为圣地,各继任校长也都谦让不肯居住。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合并,岭南大学消失。

 

1988年,岭南大学百年校庆,全球近二千红灰儿女汇聚一堂,为弃置在仓库许久的钟荣光先生铜像举办隆重的重新安放剪彩仪式。

 

第二年,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在经过十年酝酿宣告成立,岭南大学老树发新芽,将已经解散了的大学复办成现有大学的一个学院,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创举,钟荣光先生倡导的红灰精神得以在年轻一代身上薪火相传。

 

历史的风尘可以让昔日的青春红颜也沾满皱纹。只有黑石屋仍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总显得雅致而深沉,就像它永远的主人——钟荣光校长。